餐桌、菜式、食物与政治的关系，在19世纪突然变得特别紧密了起来。在当时，欧洲大陆出现了许多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最初标志，就是形成了本国民族烹饪菜式，涌现出了大量的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有关吃的刊物和菜谱：1800在爱尔兰，1828年在雅典，1831年在挪威，1834年在芬兰，1841年在罗马尼亚，1870年在斯洛伐克，都能看到大量的类似出版物。食品与民众联系最有紧密，自然可以作为最有效的文化武器。19世纪的欧洲甚至由此出现几种意义深远的食物，“拿波里比萨饼”本是欧洲大陆十分常见的一种家常烙饼，但在当时加速统一的意大利却成了该国的“国家食品”。同期的西班牙，将巴伦比亚海鲜饭作为国家特征。
    在19世纪末，菜式、餐桌礼仪还渐渐内化为欧洲诸国各自的文化与情感元素，由此推动了国家间的菜式、食品抵制运动。当时的德国抵制捷克啤酒，英国和比利时则将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法国菜从推荐指南上撤下，有法国作家在专栏中凭借想象而对美国的菜式进行了歇斯底里般的嘲讽。这种运动或风潮，发展到后来，上升为欧洲国家的政府保卫本国文明的口实，即千方百计美化本国菜式、食物、餐桌礼仪等一整套文化，而贬低其他国家的菜。一战期间，同盟国各国都禁止国民吃德国人的菜，实在没法躲开，也要改了菜名再吃。
    近年来，许多国家政界和文化界已经不再掀起食物排外和诋毁活动，但政治仍然无法摆脱与食物的关系。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奇执政两年的时候，就有媒体发问，是不是终于到了该“告别富凯餐厅帮（富凯餐厅是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一家著名餐厅，顾客多为政界和演艺界名人）”的时候了呢？更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是，2003年，法国拒绝美国邀请加入对伊战争，还带头阻挠美国的行动，导致后者在食品领域展开了全面报复，法国薯条被改名为“自由薯条”，许多美国餐馆在自己的菜单上删除了法国酒、奶酪和肥肝。过了数年，法国终于找到口实，向美国牛肉加征关税以报复。而在其他许多国家，餐桌礼仪、菜式及配酒引发的外交争端并不鲜见，食品国内政策常常决定着政治家的前途命运。
    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所著的《权力的餐桌》一书，有意建构一条从古希腊到今天法国的欧洲权力与食物关系链条，向人们揭示了古往今来，餐桌、菜式、食物等在政治权力场域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将权力与“盛宴”一起使用，当真是道理的。
    在古希腊时期，宴会及餐后酒会就是重要的政治场合。若干古希腊史料典籍都记载着能够参加宴会、遵从当时的餐桌礼仪的人，才是所谓的文明人，编造了许多蛮族国王和将领不遵守礼仪的故事，用以衬托古希腊的文明性。而宴会规则也逐渐分化出古希腊城镇公民的等级，全民聚餐的形式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多被舍弃，政治宴会只能由公民代表出席。但总体而言，与已经出现明确的餐桌礼仪的同期中国相比，古希腊的文明仍然可以说是更为初级的，主人和宾客们大都随意性蜷缩着、躺着甚至站着吃东西。
    在漫长的蛮族人征服欧洲大陆时期，餐桌礼仪等规则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往后的几个世纪里，教廷的权力地位促使了这一切得到改变——国王、贵族、教士、官员们开始掌握更多更复杂的生活礼仪常识，禽类取代了野味，树上结的水果地位高于土里成长的食物，主菜和甜食之间出现了中间菜，餐桌礼仪变得更为严格，减少了随意性。
    烹饪变为艺术，宴会的政治功能得以进一步凸显，发生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在位72年（实际执政54年）期间，法国不断推出各领域的时尚潮流革命，除了美食，还有时装、靴子、香水、香槟酒、高档家具、咖啡、钻石，由此稳固的奠定了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大国地位。《权力的餐桌》书中提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国王餐桌不仅建立了一种标准的政治新秩序，而且更加具备统治、整合和排斥的作用，是“一切传统和一切革新的熔炉，这使得法国大餐超越了意大利大餐”。路易十四将凡尔赛宫作为输出烹饪知识、美食评价标准的中心，并借助当时就已发达的美食出版物，将国王的品味传递给各阶层民众，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在他的许可下，凡尔赛宫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实验室，种植了大量的果蔬，改进了厨艺。他还有意利用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宴会，进行空间布置，餐桌座位和菜式摆放都有规则，餐桌上的摆设越来越多和名贵，进一步明确了国王的主导权力，让其他受邀参加宴会的贵族和官员都彻底成为了被支配对象。
    路易十四建立起来的国王餐桌礼仪，在1789年大革命到来之前一些年头里，迎来了坍塌的一天。新兴资产阶级精英对王权神圣性的解构，始于对前述礼仪的解构甚至抹黑，知识分子开始编造当时的王后说过，“他们（平民）没白面包吃啦？那他们怎么不吃甜面包呢？”国王路易十六任用的财政总监福隆被传说过，让饥饿的老百姓去吃草充饥的谣言。国王、王后被贬低为“面包铺老板”、“面包铺老板娘”，甚至在政治漫画里被画成了只知道吃的猪，当然也就免除不了被清算屠戮的命运。